1940年6月9日，14:00，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宫。

威尼斯宫的地图室大得有些空旷，巨大的球形灯从高耸的天花板垂下，将光线投射在那张占据了半面墙壁的欧洲地图上。

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的“领袖”，正背着双手在昂贵的大理石地板上来回踱步。他的皮靴后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激起一连串急促的回响。

罗马的下午燥热难耐，尽管百叶窗已经拉下，试图阻挡地中海初夏那令人眩晕的阳光，但闷热的空气依然像是一层粘稠的油脂，附着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

墨索里尼解开了制服领口的第一颗扣子，但这并没有缓解他内心的焦躁。

他的目光再次扫向墙上的地图。

那上面，代表德国国防军的蓝色箭头正在法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蔓延。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已经突破了阿布维尔，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正在向塞纳河狂奔。

法国，这个曾经被视为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庞然大物，正在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德国人肢解。

但这正是墨索里尼恐惧的根源。

他不是恐惧德国的胜利，他是恐惧自己“迟到”。

自1939年9月以来，当小胡子在波兰势如破竹时，意大利选择了“非交战国”的立场。那时候，墨索里尼还在观望，试图用中立来从英法德三方榨取最大的利益。

他是个精明的威尼斯商人，盘算着每一笔地缘政治的收益。

但现在，时代变了。

如果法国在未来的一周内投降——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意大利还没有宣战，那么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作为轴心国盟友的意大利将一无所获。

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吉布提……这些他梦寐以求的法国殖民地和领土，将全部落入德国人的口袋，或者继续留在法国人手中。

“时间……”墨索里尼停下脚步，死死盯着巴黎的位置，低声咒骂了一句，“该死的时间。”

德国人的闪击战太快了，快的让他感到眼花缭乱。

他转过身，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那个男人。

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他的女婿，也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这位年轻的贵族穿着剪裁得体的外交官制服，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脸色阴沉得像是一尊受难的雕像。

“还没准备好吗？”墨索里尼的声音低沉，压抑着即将爆发的怒火，“加莱阿佐，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