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9日，08:30，伦敦金融城，针线街（threadneedlestreet），斯特林大厦。

伦敦金融城的清晨，通常是由一种精密而乏味的节奏构成的。

早晨八点三十分，是属于黑色圆顶礼帽、长柄雨伞和《金融时报》的时间。成千上万的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海商法律师和保险精算师会沿着潮湿的石板路涌入英格兰银行周边的那些花岗岩建筑。

这里的空气恒定维持在令人窒息的浓度，“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在这里，战争只是一个变量。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但今天，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轰——轰——”

四辆涂着军绿色哑光漆的贝德福德军用卡车，伴随着柴油发动机粗糙的嘶吼，以一种战术突击的姿态，强行切断了正在过马路的几十名证券交易员的队伍。

刹车声尖锐刺耳。

粗大的军用轮胎在湿滑的柏油路面上摩擦出两条黑色的印记，直接停在了斯特林大厦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前。

帆布篷被掀开，一百二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跳下车厢。

围观群众之间自然不乏眼尖之人，他们立刻就察觉到了新来的这伙人和之前大街上的那些军人不一样。

最近一周，伦敦街头挤满了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远征军——那些人大多丢掉了步枪，衣衫褴褛，眼神涣散，正缩在街角抽着受潮的香烟，为了防空警报而神经质地发抖。

但眼前这支部队截然不同。

一百二十人，保留了完整的全套单兵装具。他们穿着标准的p37作战服，头戴kii型托尼钢盔，帽檐压得很低。腰间的弹药袋是鼓囊囊的，工兵铲和水壶在行进间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碰撞声。

枪油、加来的湿泥，还有那些分不清是谁的陈旧血迹，在他们的袖口凝结成了一层黑色的硬壳。后勤的库存是有限的，只能优先保证参加宴会的军官们，士兵们无法像赖德或麦克塔维什那样换上全新而又笔挺的军装。然而，这身满是污垢的行头并非邋遢，而是久经沙场的证明。透过这些痕迹，围观的群众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精锐。

那是冷溪近卫团，大英帝国最古老的步兵团之一。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溃兵的惊恐，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当他们扫视周围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时，瞳孔没有任何温度。那不是在看同胞，而是在审视移动的标靶，只要斯特林少爷的命令下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