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6日，20:15，伦敦，东区，怀特查佩尔，“生锈铁锚”酒吧。

随着bbc广播中温斯顿·丘吉尔那浑厚嗓音的最后一个音节消散在电流声中，这个充满了廉价烟草烟雾的狭小地下空间，陷入了整整三秒钟的死寂。

这里的顾客大多是来自东区的码头工人、正在休假的下级水兵，以及在这一周内刚刚失去家园的难民。

他们的神经在过去的两周里已经被磨损到了极限。防空警报的凄厉尖啸、关于远征军溃败的流言、以及那种等待纳粹伞兵降落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恐惧，让这里的空气压抑得几乎无法呼吸。

直到那一刻。

直到那个名字——“斯特林战斗群”——像一颗穿甲弹一样击穿了这层粘稠的空气。

“哐当！”

那是玻璃破裂的脆响。

一名满脸煤灰、身材魁梧的码头工人猛地站起身。他将手中的那只厚底品脱啤酒杯狠狠地摔在了锯末铺就的地板上，玻璃碎片和琥珀色的液体四处飞溅。

并非愤怒，而是长期压抑过后的宣泄。

工人的吼声嘶哑、粗糙，甚至有些破音。这根本不是什么愉悦的庆祝，这是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终于咬断了铁栏杆时的咆哮：

“他没撤退！那个斯特林家的少爷没撤退！！”

“他把德国佬的坦克炸了！他在进攻！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在进攻！！”

“我们还没死绝！大英帝国还没死绝！”

人类在极端情绪下的大脑会自动过滤掉那些严谨的战术修饰词。“击溃先头部队”被大脑皮层自动加工成了“全歼主力”，“阻滞推进”被夸大成了“把隆美尔赶回了柏林”。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个所有人都习惯了撤退、习惯了失败、习惯了在地图上看着红线不断后移的夏天，有一个英国人，站在那里，狠狠地揍了德国人一拳。

这一拳，打碎了名为“恐惧”的玻璃。

“为了斯特林！”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

这种情绪像病毒一样瞬间感染了每一个人。

“为了斯特林！”

“为了那个疯子！”

整个酒吧瞬间沸腾。人们甚至忘记了十分钟前这里还在讨论是否要将孩子送往加拿大。男人们挥舞着拳头，女人们擦拭着眼角的泪水。老板打开了仅存的一桶陈年威士忌，也不管有没有人付钱，金色的酒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