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4日，11:42，比利时，尼乌波特市政厅地下掩体，英军临时防区指挥部。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烂洋葱味。

确切地说，不仅仅是味道那么简单。

角落里，几名隶属于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第2营的士兵正靠在受潮的墙壁上，像老鼠一样麻木地咀嚼着几颗发芽、变软的紫皮洋葱。

这是他们在隔壁一家被炸塌的法式餐厅地窖里，翻出来的唯一能被称为“食物”的东西。

没有面包，没有咸牛肉，甚至连一块发霉的饼干都没有了。

伴随着牙齿咬破腐烂葱球发出的“嘎吱”声，那种令人作呕的辛辣汁水四溢，混合着地下室里长时间未清洗的绷带味、烟草味以及汗臭味，这就是这支断后部队最后的午餐，也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餐。

头顶上方，天花板正在掉渣。

“咚——”

灰尘簌簌落下，精准地掉进了麦肯齐少校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里。

这不是近失弹，是德军的105毫米榴弹炮在进行例行公事的“敲门”。

外面的德国炮兵显然很清楚：可以杀人，但不能砸坏家具。

尤其是那些控制着伊瑟河口水位的水闸。一旦那些脆弱的铸铁闸门被重炮震裂，倒灌的北海海水瞬间就会把这里变成一片汪洋，到时候，不管是第2装甲师的坦克还是这群苏格兰人，都会变成伊瑟河里的浮尸。

所以，这些落点精准得令人发指。

德国人像外科医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核心水利设施，只把105毫米的高爆弹扔在无关紧要的广场边缘，或者那些已经被炸得只剩框架的民房区。

巨大的爆炸声顺着地基传导进来，震得头顶的尘土簌簌落下，却又恰好不会震塌这座掩体。

节奏很稳，每隔五分钟一次。

这是死神在有礼貌地敲打着这块棺材板，提醒着这个地下室里的所有人：

时间不多了。

亚历山大·麦肯齐少校，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第2营营长，并没有伸手去把灰尘弄出来。他只是盯着那杯浑浊的液体看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端起来，一口喝干。

咖啡渣在齿缝间摩擦，让他的大脑保持着清醒。

“弹药。”

麦肯齐把杯子放在铺满了红叉的地图上。

角落里，满脸油污的军需官缩了缩脖子，看着手里被他捏变形的清单。

“3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