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我问。

“县城太小了，”她说，“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指指点点的。我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杭州远不远？”

“还好，坐火车五个小时。”她顿了顿，又说，“颖姐姐，你说我还能重新开始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能。只要你真的想。”

她笑了，那笑声比以前轻快了一些，像风吹过风铃。“我也觉得能。我才三十七，还有大半辈子呢。”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很烈，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有热浪在翻滚。行人撑着伞，匆匆忙忙地走，谁也不看谁。

我想起苏婉说的那句话——“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她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吗？也许有了一点东西，一点叫做“重新开始”的东西。

九月份，苏静的儿子上幼儿园了。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孩子背着书包站在门口，笑得露出两颗门牙。配文是：“小男子汉上学啦！”下面很多点赞和评论，都是祝福的话。

我点了个赞，然后往下翻，看到苏婉也点了赞。姐妹俩，一个在杭州，一个在镇上，隔着几百公里，在一条朋友圈下面相遇了。她们有没有私下联系？有没有说过话？我不知道。

十月份，周明远的恢复情况好了很多，左手能动了，虽然不太灵活，但至少能自己吃饭了。他开始在镇上的残联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整理文件，接待来访的人。他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逢人就说：“我儿子现在好多了，都能上班了。”

田勇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欣慰。“周明远这人，也算是想开了。以前多老实一个人，被逼到那份上，现在能走出来，不容易。”

我说是啊，不容易。

冬天又来了。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公司里的空调坏了，维修师傅说要等零件，得三天才能修好。大家裹着厚厚的棉衣上班，手冻得发抖，打字都打不利索。

小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预产期在一月份。她老公每天开车送她上班，晚上来接，风雨无阻。有时候车晚到了几分钟，小陈就站在门口等，裹着一条大红色的围巾，像一团火。

有天傍晚，我加班到七点多，出来的时候看见小陈的老公在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他看见我，打了个招呼，说：“田姐，小陈还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