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村子最东头，院子后面有一片麦田。夏天的傍晚，我带着田勇在麦田里捉蚂蚱，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蚂蚱，我负责捉。他胆子小，不敢用手捏，每次都喊“姐快来，这儿有一只”。我就跑过去，手一扣，捏住蚂蚱的后腿，塞进他的袋子里。

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姐你真厉害”。

那时候他还叫我“姐”，不是“姐姐”，是“姐”。一个字，干脆利落，像一颗糖掉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

后来他长大了，开始叫“姐”的时候带着一点敷衍，像是一个习惯了的口头禅，没有感情，只是礼貌。

再后来，他连“姐”都很少叫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到家了吗？”

“还在路上。”

“哦。今天辛苦你了。”

“没事。”

“那个……礼金你记的账本，我看了。你记了八千？谁给了八千？”

“小曼家的一个亲戚，好像是她的舅舅。”

“哦。那还行。对了，颖子——”

“嗯？”

“你给的一万块礼金，我跟你弟说了，他说太多了，让我退给你。”

“不用退。给他结婚用的。”

“他说——”

“妈，不用退。就这样。”

我挂了电话。

一万块礼金。我一个月工资的八成。我知道他们不会真的退。如果真的想退，就不会说“太多了”，而是直接转账过来。

说“太多了”，只是客气。

就像田勇说“姐等我挣钱了还你”，只是客气。

我不怪他们。是我自己要给的。就像从小到大，每一次都是我自己要给的。

给习惯了，就成了应该的。

不给，就成了罪人。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那只在沙发底下的拖鞋，我依然没有捡。

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沙发还是那个塌了一块的老沙发，坐上去整个人往一边歪。

我歪着坐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明年会好的。

现在是明年了。

好了吗？

好像也没有。

但好像也没有更坏。

我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