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第三下的时候，我醒了。

凌晨两点十四分。出租屋的窗帘透进来对面足疗店的粉红色灯光，我侧过身，摸出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微信——

“嫂子，我哥带着个女的进了你们婚房，现在。”

发消息的是大勇，丈夫的发小，在同一个工地干钢筋工。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息了又亮，亮了又息。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张建国的枕头平平整整，连个凹痕都没有。

他今晚说工地加班。

呵。

我坐起来，没有开灯。手指在屏幕上按了半天，才打出一句话：“确定吗？”

“确定，我刚从楼下过，窗户亮着灯，听见女的笑了。”

我把手机扣在床上，光着脚下地，地板凉得我打了个哆嗦。站了三秒钟，我开始穿衣服——秋裤，棉裤，毛衣，棉袄，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动作很慢，慢到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应该着急的，应该愤怒的，应该立刻冲过去的。

可我没有。

我只是在穿衣服，像每天早上起床一样，机械地，麻木地，把该穿的都穿上。

最后套上棉鞋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前搬进那套婚房的第一天。张建国站在门口抱着我，说：“田颖，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钥匙就咱俩有，谁都不给。”

现在那把钥匙，他给了别的女人。

我推开隔壁房间的门，我妈睡得很沉，打着轻鼾。我轻轻推了推她，她一下就醒了，眼睛在黑暗里眨了两下：“咋了？”

“妈，”我说，“穿衣服，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捉奸。”

我妈愣了五秒钟，然后一骨碌爬起来，手忙脚乱地找裤子。她没问是谁，没问在哪儿，只是穿衣服的速度比我还快。穿到一半，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要不要叫你弟？”

我弟弟田亮就住在楼下，也是租的房，也在工地干活。我想了想，点头。

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站在那栋六层小楼下面，仰着头看五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清里面，但能看见人影在动，一个，两个。

“姐，”田亮的声音压得很低，“咱先上去？”

我没说话，盯着那扇窗户。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带张建国回娘家，我妈嫌他家穷，我跟我妈吵了三天；想起订婚那天，他当着我所有亲戚的面发誓，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