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那么流畅，流畅得让我怀疑这些话在他心里演练过多少遍。不是商量，是通知——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秋云姐在协议书上签字。

“秋云姐不想离。”

“我知道。”李建斌低下头，用鞋尖碾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可是这样拖着对谁都不好。我还年轻，她也还年轻，何必互相折磨呢？”

他说“互相折磨”，好像这段婚姻里，他和秋云姐是同等的受害者。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陌生。这个我曾经叫了八年“姐夫”的男人，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模样？

“那个女人，”我慢慢说，“在你脑梗中风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也会‘善解人意’吗？”

李建斌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恼怒。但他很快压下去了，换上一副疲惫而无奈的表情。

“小颖，你还小，不懂。”

我不懂。是啊，我二十八岁，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确实不懂为什么八年的感情可以说扔就扔，不懂为什么“灵魂相通”比“责任”两个字更有分量。

李建斌最后也没进屋。他留下一个文件袋，里面是离婚协议书的初稿。我拿着那个袋子回到楼上，秋云姐还坐在床边，姿势都没变。

“他走了？”她问。

“走了。”我把文件袋递给她。

她没接。“放那儿吧。”

我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压在全家福相框旁边。一纸协议，一张照片，轻飘飘的两样东西，却把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压得沉甸甸的。

回城的高铁上，我一直在想秋云姐最后说的话。那是我临走前，她送我到门口，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凉，像浸过井水。

“小颖，”她说，“如果你以后结婚，一定要选一个心软的男人。”

“心软？”

“对，”她点点头，眼睛看向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心软的男人，做不出太绝情的事。就算有一天不爱了，他也会记得你曾经的好，记得孩子的笑，记得这个家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不会用‘灵魂相通’这种话来戳你的心。”

她松开手，转身进屋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堂屋里，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回到公司，生活又掉进原来的轨道。报表、会议、加班、外卖。办公室里最擅长打听八卦的陈姐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堂姐身体不太好，回去看了看。她“哦”了一声，眼神里写着“我不信”，但也没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