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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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有一次她指着报纸上的“憧憬”问我。
我教她念了,又解释了意思。阿月很认真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李建国在里间修车,满手油污,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想学中文,以后还想考个文凭。”李建国有一次跟我说,“我说不用那么累,我能养活她。可她非要学。”
阿月听见了,从柜台后探出头来:“我要和你一样厉害。”
李建国笑了,那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开怀。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穷小子历尽艰辛,最终觅得良缘,虽然年龄差距大了点,但两情相悦,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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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怀孕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春天。李建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都在抖:“田颖姐,我要当爸爸了!”
我在电话这头也笑了:“恭喜啊,几个月了?”
“刚查出来,两个月。”李建国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阿月反应有点大,吃什么都吐。我在想,要不要让她回老挝养胎?那边气候她更适应。”
“她自己在那边能行吗?”
“我送她回去,待一个月再回来。”李建国说,“铺子不能关太久,最近生意正好。”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正常的安排。直到两个月后,李建国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那是六月的一个深夜,雨下得很大。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李建国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阿月不见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他让进屋,递了条干毛巾。李建国没接,就那么站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什么叫不见了?”
“她没回老挝。”李建国机械地说,“我送她到口岸,看着她过关的。说好每天打电话,头一个星期还打,后来就打不通了。我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