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整的城市建筑逐渐变成略显杂乱的城乡结合部，最后是开阔的田野和低矮的房舍。李勇一路上都很沉默，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按照李勇说的地址，我们找到了王雪梅的服装店。店门果然关着，卷帘门上贴着“店面转让”的白纸黑字，联系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李勇打过去，对方是个中年男人，很不耐烦，说这店他盘下来了，原先的老板早不干了，去了哪儿他不知道。

扑了个空。李勇蹲在店门口，眼神空洞。

我又带他去了辖区的派出所。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听了我们的叙述，眉头拧着。“感情纠纷，经济往来……这属于民事范畴，够不上我们立案诈骗的标准。”他翻看着李勇提供的转账记录截图和聊天记录，“你说她以结婚为名索要钱财，然后隐瞒年龄，拖延领证，现在失联……有点那个意思，但证据链不够硬。光凭这些，很难认定她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她要是咬死了说是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或者借款，你们这官司就有的打。”

“那……那我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李勇急了。

“建议你们先试试联系她，协商。协商不成，再去法院起诉。”民警公式化地说，“不过，诉讼有成本，时间也长。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从派出所出来，阳光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疼。李勇像被抽走了脊梁骨，走路都打飘。我知道，民警的话打破了他最后一点侥幸。协商？人都找不到了。起诉？对他来说，无异于另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折磨。

“姐……算了。”他忽然说，声音沙哑，“我认了。就当……就当买了个教训。”

我看着他那张灰败的脸，心里不是滋味。十万块，一个教训。这教训未免太贵，太疼。

“你住哪儿现在？”我问。

“之前……有时住她那儿。现在……在赵强家挤挤。”

我想了想，说：“先跟我回市里吧，在我那儿住两天，缓缓。工作那边，还能请假吗？”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副全然没了主意的样子。

回去的大巴车上，李勇睡着了，头靠着脏兮兮的车窗玻璃，眉头即使在睡梦里也紧紧皱着。我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了微信，找到一个做律师的同学，拐弯抹角地咨询了一下“赠与财物在特定目的未达成时能否撤销”的问题。同学回得挺快，说理论上可以尝试以“附条件赠与”或“欺诈”为由主张撤销，但实践中很难，举证责任重，尤其是恋爱期间的特殊关系，法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