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你做生意的。我敷衍他几句，是为了让他赶紧走。至于他说领证，我从来没正面答应过。”

“可你收了他的钱。”

“钱我会还的。”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

赵玉芬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其实那天他转钱过来，我就想退回去。可当时我女儿刚交了一万八的补习费，店里进货也缺钱……我就想，先周转一下，过两个月就还他。谁知道他那么急，天天催着领证。”

“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说了，他听吗？”赵玉芬苦笑，“我说‘建国，咱们不合适’，他说‘处一处就合适了’。我说‘我比你大那么多’，他说‘我就喜欢姐姐’。我说‘我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他说‘我等你’。你让我怎么办？拿扫把把他打出去？”

她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我四十三岁了，离婚十年，一个人带大孩子。”赵玉芬的声音有些颤抖，“这十年，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想占便宜的，想找个免费保姆的，想让我倒贴钱的……李建国算好的，至少真心实意。可真心实意有什么用？我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对我越好，我压力越大。”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钱我已经凑够了。”她说，“本来想这两天就还给他，谁知道他去找媒体了。现在我还怎么还？一还钱，不就等于承认我骗他了吗？”

她走到柜台后，拿出手机给我看银行app的余额——十万零五百。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赵玉芬说，“本来想留着给女儿读大学用。现在……算了，先还给他吧。”

“那你女儿怎么办？”

“我再挣。”她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这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习惯了。”

我看着这个女人，突然明白了她的处境。她不是贪那十万块钱，是真的被逼到了墙角——前夫留下的债务刚还清，女儿教育费用高昂，生意勉强维持。李建国的追求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可当她发现，这个肩膀需要她用婚姻去交换时，她退缩了。

收了钱，是她的错。但李建国那种近乎偏执的追求，何尝不是一种压迫？

“芬姐，我把建国哥的电话给你。”我说，“你们好好谈谈，把钱还了，把事情说清楚。”

她摇头：“没用的。他现在恨死我了，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试试吧。”我说，“总比闹到媒体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