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坐在那里，对着窗外发了很久的呆。太阳正烈，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照得沟壑分明。坐他斜对面的财务张姐，是个热肠子，扯着嗓门问：“老林，这下可算熬出头了吧？孩子们都成家了，你也该歇歇，享享清福了！”

老林像是被从很远的地方叫醒，慢吞吞地转过头，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挤出一个近乎模糊的笑。他声音沙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却清晰得让办公室里原本的嘈杂都为之一静：

“嗯……任务，算是完成百分之八十了吧。”

“百分之八十？”张姐好奇地追问，“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是啥？带孙子？”

老林没回答，只是又缓缓扭过头，看向窗外。他的手，无意识地摸索着那个反扣的相框边缘，指节用力到发白。那一刻，我莫名觉得，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比之前那漫长的、沉重的百分之八十，更让他感到一种无措的沉重。

几天后，公司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消息来源据说是跟老林多年邻居的另一个部门同事。说老林在打听墓地，要给他那去世二十多年的妻子，立一块碑。很普通的碑，但他要求刻上“爱妻”两个字，还有妻子的生卒年月。“都这么多年了……”传话的人感叹，“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他说“百分之八十”时的神情。原来，这就是那最后的百分之二十。给他那段被苦难填满的过往，给他记忆里早已模糊的女人，一个石质的、确凿的句点。我心里那点模糊的感慨，变得具体了些，却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好像窥见了一口深井底部，并非完全枯竭，或许还有一点冰冷固执的湿意。

日子照常过。老林依旧像角落里一道影子。直到那个沉闷的、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的星期四下午。

部门突然接到通知，公司一位资深员工因病去世，号召大家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仪式。去世的是楼上技术部的一位老师傅，姓周，比老林还早来几年，人缘不错。这种场合，虽说大多只是走个过场，表示一下对老同事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但去的人也不少。我和几个同事约着一起，坐公司的班车过去。

殡仪馆在城东，地方大，树多，走进去就感到一股森森的凉意，和外头燥热的夏日午后像是两个世界。空气里有香烛、纸钱和消毒水混合的奇怪味道。我们循着指示牌，找到“永宁厅”。厅不大，已经站了二三十人，大多是公司的人，低低的谈话声嗡嗡地响着，透着一种刻意压制的肃穆。正前方挂着周师傅的遗像，笑容和蔼。花圈层层叠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