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地活着。夜深人静，躺在陈建国均匀的鼾声旁边，我常常在脑子里数，离一个能让我挺直腰杆走出这里的数字，还差多少。这个念头，成了我晦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我和陈建国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古怪的“平静”。我不再试图跟他商量任何涉及钱、甚至涉及家庭未来的事。他说什么，我听着，不反驳，不接话，实在需要回应，就“嗯”、“哦”、“知道了”。他大概以为我终于“认命”了，接受了“他的规矩”，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神色，晚餐时多夹一筷子菜给我，虽然还是会说“这个肉贵，多吃点”。我看着他，心里冰冷一片。他永远不知道，眼前这个温顺的、沉默的妻子，心里正在一点点积攒离开他的力量，而力量的源头，就藏在几十公里外那棵老槐树的肚子里。

我以为我能一直这样，像只工蚁，沉默而坚韧地搬运，直到攒够我的“自由”。直到那个周末。

那天早上，陈建国起床就说科里临时有急事，要去单位加班。他神色如常，甚至比平时出门前多照了两下镜子。我没在意，他加班是常事，真真假假，我也懒得分辨。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紧急电话，有份文件需要我立刻回公司处理一下。想着他加班，我正好去公司，处理完还能去趟李家坳——又到了我该去“存钱”的日子了。

开车路过市中心时，等一个漫长的红灯，我无意识地望向车窗外。斜对面是一家新开的、颇为高档的西餐厅，巨大的落地窗擦得锃亮。然后，我就像被施了定身法，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呼地褪得干干净净。

透过那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陈建国。他穿着那件我上个月才帮他熨好的灰蓝色衬衫，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卷发，穿着鹅黄色的连衣裙，正笑着说什么，眼睛弯成月牙。陈建国也笑着，那笑容不是我熟悉的刻板或敷衍，而是放松的，甚至带着点……宠溺？他伸出手，很自然地用纸巾擦了擦那女人的嘴角。女人娇嗔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他笑得更开了。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猛地惊醒，手忙脚乱地踩下油门，车子冲了出去。开过两个路口，我把车猛地拐进一条小巷，熄了火。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趴在方向盘上，手脚冰凉，胃里一阵阵翻搅。

原来如此。什么加班，什么规矩，什么钱都要有计划。他的计划里，从来就没有我，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新人”。那些防我像防贼一样的精明算计，那些在话语里贬低我的斤斤计较，不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