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他本来想……想立个遗嘱的……”

这话如同平地惊雷，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李志强猛地站起来，指着李秀玲的鼻子骂：“你胡说什么！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李秀玲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倔强地低着头：“我……我没胡说……爸就是说过……”

我心里猛地一动，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难道继父临终前真的有过这样的表示？如果是真的，这将是极其有利的证据！

“你放屁！”李志强气得脸红脖子粗，“爸明明说房子留给儿子孙子！主任，你别听她瞎说！她脑子不清醒！”

调解最终不欢而散。但李秀玲的话，成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开始把重点放在寻找继父可能留下的关于房产处置的意愿证据上。我反复询问母亲，继父生前是否跟她提过房子的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录音之类的东西。

母亲努力回忆，最终茫然地摇了摇头：“大山他……不太说这些。就是病重的时候，有一次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委屈我了，跟着他没享什么福……还说，怕他走了以后，志强他们会为难我……我当时只顾着伤心，没细想……”

看来，从母亲这里很难得到直接证据。李秀玲的话成了孤证，而且她迫于压力，很可能不会再开口。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和母亲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母亲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以泪洗面，整个人迅速憔悴下去。看着她这样，我心如刀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为她讨回公道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住所，更是为她的二十年讨一个说法，为她的尊严而战！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乎要决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住在继父家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位八十多岁、看着继父长大的老人。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宾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颖丫头，有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得告诉你。”

我心中一动，连忙请她坐下：“陈奶奶，您说。”

陈奶奶警惕地看了看门口，才小声说：“大山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下午，志强和他媳妇，带着个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来看大山，关起门来说了好久的话。我正好去送点自己蒸的糕，在门口好像听见说什么‘公证’‘遗嘱’……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不对劲。大山那时候都病得迷迷糊糊了，还能公证啥？”

公证？遗嘱？我的心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