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桌上，躺着一串钥匙。

铜的，老的，泛着经年摩挲后温吞的光。一共七把，大小不一，串在一个锈迹斑斑的环形铁扣上。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句无声的诅咒，又像一截从旧时光里斩断的、带着血肉的脐带。

电脑屏幕幽幽地亮着，excel表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蠕动的黑色甲虫。我是田颖，一家不大不小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甲虫、以及制造甲虫的同事们打交道。王姐又在抱怨流程繁琐，新来的实习生李默把咖啡泼在了报销单上……这些声音隔着磨砂玻璃，模糊地传进来，却无法覆盖钥匙带来的、死寂的轰鸣。

这串钥匙，是三天前，我同村的远房表叔李建国，硬塞进我手里的。

那时他站在我公司楼下的寒风里，头发凌乱，眼白浑浊得像两颗在劣质酒里泡了太久的枣。他把这串冰冷、坚硬的东西拍在我掌心，力气大得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小颖，你、你帮叔……把这个交给你婶子……不，你梅姨。”他舌头打着结，酒气混杂着一种绝望的酸腐味，扑面而来。“她……她认得这串钥匙。你跟她说，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那个家，门……永远给她留着。”

我看着他踉跄着被两个朋友架走，背影佝偻，像一条被抽了脊梁的狗。那串钥匙在我手里，沉得超乎想象，仿佛串着的不是七把锁，而是七座沉默的山，七口深不见底的井，以及……七个女孩，轻重不一的呼吸。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我知道，这串钥匙一旦送出，某些被刻意掩埋的、危险的真相，或许就会破土而出。它们关联着我的同事周磊，关联着梅姨，更关联着那个我试图逃离，却始终如影随形的，名为“李家庄”的村庄。

我的童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李家庄的尘土气里泡着的。

那里的天，总是蒙着一层黄蒙蒙的尘；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牲口粪便和柴火灶的味道。而关于表叔李建国和表婶王秀梅（我们都叫她梅姨）的故事，则是村里人茶余饭后，一道嚼了又嚼，却始终滋味复杂的“硬菜”。

他们曾是村里公认的“模范夫妻”。相识于微时，一起南下打过工，回来用积蓄承包了鱼塘，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梅姨长得秀气，干活却是一把好手，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他们最大的“业绩”，也是最初被艳羡的资本，是接连生下的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那个普遍认为“多子多福”的乡村语境里，他们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