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眼底似乎浮起一点湿意,但很快又沉下去,消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疲惫里。“我就是瞧着他一个人……太孤了。跟我一样。”
没人说话。杨大爷的女儿依旧捂着脸,肩膀无声地耸动着。儿子死死地盯着那份公证书,眼神复杂地翻滚着,最初的惊惶愤怒退潮后,露出了底下难以言喻的僵硬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惭,仿佛第一次被剥去了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赤裸裸地看到了某种坚硬而冰凉的东西。
隆阿婆不再看任何人。她慢慢地弯下腰,动作滞重地重新端起那盘快要失去水分的西瓜和苹果,转身,一步一步,挪向厨房的方向。佝偻瘦小的背影被光线拉长,投在冰冷的地砖上,像一个缓慢移动的、被岁月风干的符号。
那天之后,杨大爷的儿女们再也没来过家属院。老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一口深潭,重新沉寂下去。
我也很少再从窗口刻意张望对面阳台。隆阿婆依旧是那个隆阿婆,清晨提着菜篮子,傍晚收拾着杨大爷的摇椅和毯子。那张旧桃木茶几依旧被擦拭得发亮,映着窗外四季流转的光影。
时间像一条安静无声的河流向前淌去。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馥郁的香气早已消散在寒冬凛冽的朔风之中许久。某个雪后初霁的清冽早晨,空气冷得如同浸过冰水,阳光却异常慷慨明亮,将新雪的洁白映照得晃眼。我刚推开单元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忍不住裹紧了围巾。就在这时,那扇熟悉的、刷着墨绿油漆的单元门也“吱呀”一声开了。
隆阿婆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似乎又矮小了一些,厚实的旧棉袄裹在身上,显得不甚合体,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看起来沉甸甸的帆布提包。她抬头望了一眼耀眼得有些刺目的雪光,微微眯了眯眼,随即低下头,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踩在清扫过却依旧残留着冰碴的雪路上,朝着家属院外缓慢挪动脚步。步履似乎比记忆中更加滞涩沉重,像一棵在寒风中艰难跋涉的老树。
我心里咯噔一下,某种不祥的预感悄然弥漫开来。果然,几天后,一张简单的讣告贴在了家属院斑驳的通知栏上。杨大爷走了,在一个安静的雪夜。
追悼会那天,我去了。殡仪馆里气氛肃穆,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劣质香烛混合的沉闷气味。杨大爷的儿女一身黑衣肃立,神情凝重,眼神复杂地追随着隆阿婆那格外矮小孤单的身影。她穿着一件显然新置办的、同样不合身的深蓝色棉袄,异常安静地站在人群边缘,背脊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她手里紧紧捏着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布包,枯枝般的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