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近来确有异常调动，似有弹压地方之嫌。而那位御史同年的密信则带来了更详细和确凿的信息——他动用旧日人脉，暗中查访了数位侥幸逃脱的韩家旧仆以及狱中目睹韩青妹夫惨状的胥吏，证实了赵文昌构陷、逼死人命、强夺家产、掳掠女眷的罪行，甚至还有他贪墨税银、勾结地方豪强欺行霸市的更多劣迹。信中附有部分人证画押的供词副本。

证据在手，上官乃大心中有了底。但他也清楚，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扳倒一个根基深厚的实权通判，尤其是其背后还站着朝中的大人物。直接上奏，很可能奏折未到御前，就已被人截下，打草惊蛇，甚至会引来对方对韩青乃至自身的疯狂报复。

他需要一条更稳妥，更能击中要害的路径。

“夫君，或许……可以从‘利’字入手。”苏婉清在仔细阅读了所有信息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点，“赵文昌如此肆无忌惮，所图无非是财与色。他强占韩家产业，贪墨税银，其财富来路不正。若能找到他贪墨的直接证据，尤其是涉及朝廷税赋的证据，便是触及了国法根本，任他背后是谁，也难以公然袒护。”

上官乃大眼中精光一闪：“不错！贪墨军饷，陛下或许因边关稳定而有所顾忌，但贪墨直接影响国库收入的税银，乃是动摇国本之重罪，尤其在新帝锐意改革、整顿吏治的当下，更是撞在了刀口上。”

方向既定，上官乃大开始动用他数十年宦海沉浮积累下的人脉与智慧。他并未直接联系任何一位仍在高位的朝中大员，而是通过一些看似不起眼，却身处关键位置的“小人物”进行布局。

他让韩青秘密联系其在临州军中尚存的一些正直旧部，设法拿到赵文昌与军中将领往来、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线索。同时，他请那位御史同年，利用其在都察院的旧关系，将部分确凿但非核心的罪证，匿名递交给了一位以铁面无私、不惧权贵着称的年轻御史。

另一方面，上官乃大亲自给在京的长子上官守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并未明言此事，只是以探讨时局的口吻，提及“近日闻江南吏治有疴，尤以税赋之事为甚，恐伤及国脉，望吾儿在翰林院修史论政之时，亦当关注时弊，引以为鉴”，并随信附去了一些关于整顿江南税政的“个人见解”文章，其中巧妙嵌入了类似赵文昌所作所为的案例剖析。

上官守业接到父亲家书，反复研读，他深知父亲不会无的放矢。结合近来听到的一些关于临州的风言风语，他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深意。他并未直接上奏，而是利用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