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三封邮件，打了七次国际长行，对方的回复很明确。”

“不卖。”

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卖？我们给钱啊。”

“因为我们是中国。”

钱院士说得很平静。

“蔡司的技术总监在电话里说，任何向中国出售高端光刻机核心部件的行为，都违反了‘瓦森纳协定’。”

“那是禁运。”

实验室里，死一样的安静。

刚刚攻克光源难题的喜悦，被这个更现实，更冰冷的壁垒，撞得粉碎。

“苏联呢？”孙建国问尤里，“你们在光学镜片上，没有积累？”

“有。”

尤里&183;伊万诺夫的回答很干脆。

“军用的我们不比他们差。望远镜，侦查卫星，我们都能做。”

“但是，光刻机的物镜，是另一回事。”

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光路图。

“它要求的不是看得远，看得清。”

“它要求的是，在指甲盖那么大的面积上，把几亿条电路，分毫不差地投射下去。”

“这个精度，叫纳米级。”

“我们的技术，在研磨和镀膜工艺上，跟蔡司比，有代差。”

尤里看着众人，坦诚地说。

“这个，我们造不出来。”

这话，比钱院士说的“禁运”，更让人绝望。

自己造不出来，外面又买不到。

项目，等于走进了死胡同。

前几天还在一些兄弟院所流传的悲观论调，此刻，也回荡在实验室每一个人的心里。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靠砸钱，靠请几个外国专家就能搞出来的。

人家一百多年的工业积累，凭什么让你几年就追上？

京城，后海。

张红旗接到钱院士电话的时候，正在看陈默刚发过来的关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动态报告。

“红旗同志。”

电话那头，钱院士的声音，没有了上次的兴奋，只剩下疲惫。

“光源，我们搞出来了。”

“比预定的三个月，提前了半个月。”

“但是……”

张红旗静静听着，没说话。

钱院士把物镜系统遇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蔡司的封锁，尤里的判断，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