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找媒体打口水仗,那是最低级的做法。
他让傅奇动用在欧洲的关系网,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了那个德国评委克劳斯的所有底细。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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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慕尼黑大学艺术史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东方古典主义的静态美学研究——以日本能剧和茶道为例》。
“原来根子在这儿。”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发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着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
是她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在山东高密农村体验生活时,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故事。
她讲一个叫“二嫚”的女人,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