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贯擡头：“子霖兄是指……民间滥讼？”

苏泽说道：“正是。你我皆知，民间争产、田土、钱债，历来多由乡老、族中尊长调处。”“不是官府不愿管，是管不过来。一县之地，讼案堆积，县官纵有三头六臂也审不完。若《民律》颁行，百姓遇事便想告官，衙门岂不成了集市？”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更麻烦的是讼棍。这些人熟稔律条，专挑条文漏洞，唆使百姓兴讼。一桩田界纠纷，本可乡邻说和，经他们一搅，变成连环诉讼，耗光两户家财。到头来田还是那块田，人却成了仇人。”

沈一贯沉吟道：“礼部反对分列民律，也是怕坏了“息讼’之风。”

苏泽摇头，“礼部怕的是官府借《民律》插手宗族事务，削弱乡绅权柄。这倒是其次。我所忧者，是律法被擡得太高，反成了懒政的借口。”

“懒政？”

苏泽说道：“对。”

“有些官员，遇事便推给“依法办事’。百姓喊冤，他说“律条如此’；乡里纠纷，他说“诉讼解决’。看似严守律法，实则是不愿费心调和，不肯担责。长此以往，官府与百姓之间只剩冷冰冰的条文，再无温情可言。”

沈一贯心头一震。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

苏泽又道：“律法是底线，不是万能药。”

“一个社会若全靠律法维系，那便是人心坏了。”

“什么事都等官府裁决，什么冲突都靠对簿公堂，那还要乡约、族规、公议做什么？道德、信义、人情，难道都不要了？”

他拿起一份草稿，指向其中一条：“你看这条，“钱债纠纷，月息过三分者，债主负刑责’。写得明白。可民间放贷，真有几人会去告官？多数是忍了，或是私下解决。若人人都去告，衙门审得过来吗？审了又能执行吗？最后不过是空文一张。”

沈一贯问道：“那子霖兄以为，民律当如何定？”

苏泽说得干脆：

“刑律要“重’，民律要“慎’。”

“刑律关乎人命公道，必须严厉明确，不容模糊。但民律不同，它理的是日常纷争，宜粗不宜细，要给民间自决留出余地。”

他举例道：“比如债务纠纷。我曾见别处做法，官府原则上不介入纯民间债务，除非涉及欺诈、胁迫。”

“为何？因为债务多是信用之事，靠的是双方信守承诺。若事事依赖官府追讨，那契约精神何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在？”

沈一贯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