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购买材料，定期修缮。

苏泽强调，所有这些用途，都必须“专款立簿，按季公示”。

款项的征收数额、具体用途、花费明细、承办人员，均需造册备案，不仅州县存档，更应允许本地士绅、耆老代表查阅，并择要张榜公布于城门、市集等处，让百姓知晓钱从何处收、用到何处去。苏泽在奏疏末尾总结道：“如此，则“代役银’之收，非为聚敛，实为集资；其支，非为虚耗，实为投资于地方安宁与民生根本。”

“取之于本坊、本厢、本图之民，即用之于本坊、本厢、本图之事。民见其利，则输纳不以为苦；官专其款，则挪移侵欺难以施为。”

“收支既有定规，去向皆可核查，则法行而民便，吏清而政通。此前吴县、介休之弊，症结在于款项去向不明，监管缺失，以致良法生出恶果。”

“若以专款专用之制箍之，则一条鞭法“均平赋役、便利官民’之初衷，方可真正落地。”他最后点出，此议并非要全盘推翻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而是为其地方执行部分补上短板，使其运转更顺畅，根基更牢固。

同时，这也为朝廷将来在其它领域推行“以银代役”或类似的货币化改革，提供一个可监督的样板。奏疏写罢，苏泽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逻辑清晰，建议具体，没有空泛的议论。

他特意避开了华丽的辞藻和冗长的句子，力求平实、直接。他知道，这份奏疏一旦递上去，必然又会引发新一轮的争论。

这就是苏泽的计划。

借着介休吴县的案子，引发民众对于官府责权的一次“拷问”，推动国民意识的萌芽。

利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恢复宋代和明初的社会福利体系，建立一个基本的兜底机制。让这“隆庆盛世”的百姓，不会因为一件小意外跌入“斩杀线”，让最底层的百姓也感受到盛世的暖意而一旦将“一条鞭法”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结合起来，这就等于在张居正的新法“主干”上，缠绕上了苏泽的“藤蔓”，张居正每一次推动一条鞭法，就等于推动了苏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这就是苏泽搅动局势，引发社会讨论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