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司执法之凭！”

李一元放下信笺，眉头紧皱。

苏泽说的情况，确实影响了朝廷，他思考了一番，就提笔写道：

“借朝廷开疆拓土之伟业，行巧取豪夺、诱民入彀之恶行，此非寻常市井欺诈，实乃乱法度、坏人心、窃国运！”

“《大明律》虽有”诈欺官私取财&39;之条，然于此类以“股券&39;为名、编织弥天大谎、聚敛无度之新奸，其界定模糊，量刑亦难服众。 “

他闭目沉思，儒家经义与律法精神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交融。

苏泽的义利之辨，如今已经逐渐成了实用派官员的共识一一儒家重义轻利，但非绝利。

关键在于取之有道，利以养民，而非损人肥己、巧取豪夺。

李一元起手还是《论语》。

他写道：“《论语》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39;“

”这些奸商所为，正是“不以其道”，以虚幻之利诱人倾家荡产，此乃大不义！ 立法之根本立意，必须直指此核心一惩不义之敛财，护小民之膏血，维朝廷之威仪，正商贾之正道。 “

道德上占据高地之后，李一元又开始在记忆中思考法律条文。

他为了编修《大明律》，查阅了大量法条，对大明律法的了解，若自称第二，便无人敢称第一了。 他很快想到了《户律&183;钱债》中“违禁取利”条，禁止重利盘剥。

李一元继续写道：“《刑律&183;诈伪》中”伪造印信、历日、宝钞&39;等条，可惩处伪造官方凭证、扰乱金融秩序之罪。 “

尤其”伪造宝钞“之罪，与此类伪造”官方特许“、”内幕消息“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在淆乱视听、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

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

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

任何一条法律，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

所以这条法条，必须清晰界定此种新型犯罪。

李一元又写道：“凡以虚构朝廷特许、捏造海外利源、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印制、贩卖所谓”股票&39;、“股券&39;、”拓殖凭证&39;等无实契之空券，诱使良善出资购股，意图骗取钱财物者，即为“伪券诈财&39;之罪。 “

然后就是罪责了。

这类经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