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筑基当晚，成基命正于翰林院灯下，提笔誉录新修之《仙朝纪事&183;金陵卷》。

按旧制，国史编修乃翰林院专责，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凡新帝即位，即诏开史局，敕修前朝实录。

礼部谘文各部院、地方官府，限期缴送相关章奏、档案、邸报；

更遣采访使分赴各地，采辑遗闻，搜罗野史。

诸般材料汇于史馆，由总裁官统筹，纂修官分任，经繁复考订、辩驳、润色，方能成稿，谓之“史笔千钧”。

然大明仙朝非旧时气象。

自崇祯二年天子传法，世事更易。

过往史册所载之“常理”、“定论”，于今观之，多有扞格，甚或直接相悖。

修史之事，关乎仙朝法理，意义远超寻常的存史资治。

此业分作数端：

首要者，便是重审明以前诸朝历史。

凡涉及“绝灵之地”无法解释之异象、疑似与修真相关之人物事迹、乃至可能动摇当下仙朝的记述，皆需以修士视角重新考辨、注释。

乃至修正。

譬如，旧史所载某些“神异”、“祥瑞”，需辨析其是为低阶修真现象之误读，还是自然现象；再如司马懿“洛水之誓”与建奴黄台吉昔年所发“浑水之誓”，是否存在冥冥中的因果牵绊？又如儒家之地位，道家之传承……

亦在审察之列。

其次，则为仙朝肇建以来的当代史。

新政推行、道途显化、修士辈出、乃至地方异变一

评定可以暂缓，载录不得拖延。

如此浩大繁难的工程，本当由礼部尚书总摄。

然时任礼部尚书周延儒，早在二十年前便被今上外放山东，久不在朝。

南京礼部官员，资历威望皆不足膺此重任。

最终，是入内阁多年的老臣成基命，上书请缨，多方斡旋，生生将这部《仙朝纪事》总裁编纂之权，揽到了自己与李标手中。

此举背后，自有深意。

约莫十四年前起，朝野间便渐有流言，认为成基命与李标修为长年停滞于胎息三层，未能突破“窍壁置换”之关隘，不当为仙朝新贵。

反观不少官职低于他们的部院郎中、地方知府，甚至新科进士，因天赋或机缘，陆续晋入胎息四层。朝野隐隐涌动起一股“以修为定高下”的恶意舆论。

成基命宦海浮沉数十载，于风向变换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