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把我的农场委托给一位叫钟山的中国老兵管理。

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后来被征召参加了中国军队，在塔拉卡拉岛与日军的战斗中他受了伤。

先是被我安置在水文监测站中当雇工。后来我无暇经营农场，又想把发展战略放在澳洲，所以我就找钟山商议，让他帮我管理农场。

钟山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他并不善于言辞。但他很感激我对他的照顾。所以他勤勤恳恳的替我经营着农场。并没有计较过工资的多少。

农场中还有几个雇工，也是我从提库纳岛招募的。我让钟山充当场长，带着这几个雇工在农场垦殖。

当时我对他们说的是，我会长久雇佣他们，并且不管收成如何，会按照工作日给他们开工资。

这在美国很常见。我把他们当成农业工人，并没有打算计算成本和利润。

我只是不想让这块农场荒废罢了。

但对钟山来说，这反倒成了他的精神负担。

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他必须要让农场获利，这才对得起东家的工钱。而且，东家如此信赖他，他应该更加努力给东家创造财富，才不会辜负东家的信任。

这是中国农民最淳朴的观念。

但在澳大利亚，抱有这种想法的农场工人却很罕见。

这也是我选对了人。

钟山带着手下几人辛勤的劳作，又是开垦荒地，又是琢磨种植的作物品类。在那片疏于管理的农场中开出了数千亩良田。

他们种植的小麦也恰好是战后国际上所急需的粮食。可以说，钟山的作用不比戴安国和罗海瑞小。因为他是直接为我服务的。当我看到农场里麦浪翻滚，园舍内鸡犬成群，几头耕牛和一群羊也养得很好，生活区内又修建了一个大仓库的时候，我知道钟山是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来经营的。

现在，我父亲来了，他出钱买下了我的农场，以后这个农场当然就要由我父亲来管理经营。

钟山也知道这些，所以他跟我说，希望能够去跟戴安国一起干活谋生。

“你身体有残疾，又怎么能和戴安国一样呢？我正想再买一些地，所以，还需要你帮我经管。至于工资，我会给你加一倍。”我对他说。

我之所以还想买地，是因为我看出土地的价值来。

比如我父亲之前的农场，当时他是花了三千美金买的。但二十年后，他转手卖给美孚公司七万八千美金。价值翻了二十多倍。除去通货膨胀，也是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