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有长期雇佣契约的工匠、车夫、搬运工被解聘或「转换身份」。他们拿到手的，是一份份所谓的「合作契约」或「承揽协议」，原来的东家变成了「平台」或「发包方」，车辆、工具需要他们自己租赁或购买，收入则完全与「接单量」或「工作量」挂钩，总之大家身份都平等了，我是东家，你也是东家，都是在为自己打工，自然就不存在盘剥问题，也不存在8小时工作，你自己爱干多久干多久。

于是东吁街头瞬间冒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体户」。拉黄包车的车夫需要自己负担更高的牌照费和车辆租金，收入却因竞争激烈和平台抽成而未增加。

码头的力夫需要拼命抢活才能维持往日收入；甚至一些小型纺织作坊，也将部分工序外包给家庭，按件计酬。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释放了经营活力」，工匠「多劳多得」。但实际上，这是将市场风险和成本最大限度地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工匠身上。

他们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在通胀的压力下，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

承担更多风险，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反而加剧了。

纸面上的「两块五」，在缺乏配套监管和社会福利支撑的东吁，被层层盘剥和通胀吞噬，最终落到工匠手中的真实购买力，未必有实质改善，甚至可能因雇佣关系的不稳定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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