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描述得非常恶劣，总之就是，苏轼此人不可重用，官家更不宜将他调入政事堂。

乌台诗案，大宋很著名的一桩案子。

从表面看，不过是有御史参劾苏轼在一篇名叫《湖州谢上表》的奏疏里，提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辞，如「新进」「生事」等，于是被御史拿住了把柄。

再将苏轼曾经出过的一本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的某些诗句对比起来，于是苏轼被人拿捏的把柄更多了，被人群起攻之，皆参其「指斥乘舆」之罪，意思大抵就是「谤君」。

表面上，不过是文人的小心眼儿发作，拿苏轼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将其无限放大，目的就是搞臭他，搞死他。

实际上，乌台诗案其实是在当时的神宗先帝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新党借由此事对旧党发起的一次大清洗。

毕竟当时的案子入狱的可不止苏轼一人，而是牵扯了一大批旧党官员，这些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谪，永远被赶出了朝堂权力中枢，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由此掌握了朝堂的发言权，扩张了新党势力。

明明不过是几个字眼，几句诗的事儿，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连皇帝都默许，差点亲自下场捶爆苏轼？

因为当时神宗欲变法，王安石推行新政受到的阻力太大，于是神宗和王安石都意识到，朝堂必须清除掉一批顽固守旧分子，才能让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说到底，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旧党不听话，就除掉你们，至于除掉的理由，可以是任何借口，哪怕只是一句诗，一个用辞不当，甚至你今早参加朝会左脚先迈入殿门，都可以成为理由。

这便是「乌台诗案」的本质。

它不是针对苏轼个人的文字狱，而是一场早有预谋，且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当年在诸多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官员里，就数苏轼跳得最欢，反对的声音最大，再加上苏轼的性格本就狂放不羁，平日里的言行并不谨慎，这种人最容易被拿捏把柄，新党不弄他弄谁？

神宗年间的事，到了如今的靖康朝，已然过去了数十年，当年意气风发的苏学士，因为此案的余波未息，命途坎坷浮沉数十年后，今日终于再次回归朝堂，入堂秉政。

世事沧桑，莫此为甚。

许多朝臣仍然记得当年的乌台诗案，上疏谏止苏轼入堂。

无数奏疏被送到赵孝骞的桌案上，他却看都懒得看，便命郑春和发回了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