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动摇统治根基的毒瘤。
事物是发展的,认识也是上升的,此时的豪强大户在百年间的摸索、对抗中,已经学会了诸多避税办法。
比如利用“飞洒”“诡寄”等手段,将田产隐匿于他人名下或虚报为荒地、山林,逃避赋税。
而地方胥吏则也在彼此勾连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向上隐瞒。
所以各藩税源大量流失,但税额却都没怎么变过,为什么?
还不就是那些本该富户们交的税全都由小民承担去了。
你家几十年前是百亩地,到现在传到你手上是二十亩地,可当年的册书却一点没变,还是要按照百亩地上交。
一旦税赋完全超出土地收入,这户人家实际上即便还有土地,那也会掉入斩杀线下。
这个时候,谁能救他们?只有地方豪强。
而税源不平等之后,紧跟着就是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成为佃农,使得地方豪气势力做大。
所以赵怀安是一定要最先完成清丈土地的,不掌握真实田亩数据,吴藩实际上就是空中楼阁。
而且,在场诸人都晓得,大王是不会容忍幕府对基层的实际控制力薄弱的。
不清丈田亩,就搞不清户口、丁壮的真实分布,无法有效组织人力、征兵、兴修水利。
而且后面任何新政都需要以清晰的户籍田亩为基础。
若土地数据虚假,义仓捐粮便无法公平摊派。
而且保义军自身的军事优势也依赖持久稳定的后勤,如果不先清丈,则无法有效分配荒地、组织军屯。
所以,无论是直接挑破地方胥吏、豪强的利益网络,插进保义军的棍子,又或者是,为了公平税赋、有效动员提供真实依据,还是向百姓展示均平赋税的决心,争取民心。
清丈法都是首位的,根本的。
无此,则一切新政终将沦为纸上谈兵。
所以在张龟年讲出这番话后,众人全都认同。
这边,杜琮也坦陈:
“大王,在四法中,以《茶引法》最缓。”
“茶叶贸易虽利大,然需控制产茶区,需打通商路,需建立榷场,非一朝一夕可成。且茶引之法,涉及钱币流通,更需谨慎。”
要晓得这一次大伙提出各法,实际都是涉及到后面资源分配的,哪个派系能得多少权力,都看这政策先后。
而此时杜琮率先急流勇退,不仅是因为他实事求是,更是有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