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与改变。

而本杰明&183;迪斯雷利则兼具这两种特点，因为他既讨厌糟糕的旧制度，又不信任肤浅的新制度，既看不起停滞的旧贵族，又瞧不起冒失的新民主。

这一点从以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小团体“青年英格兰”的宗旨就能看出，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由智者所构想、爱国者所实践的最高尚原则，也是最宏伟、最壮丽并且最仁慈的制度。而这样美好的封建制度，之所以会在英格兰没落，应当完全归咎于英国传统贵族精神的衰落和贵族阶层厚颜无耻的堕落。青年英格兰虽然极力主张改善下层待遇，看起来与激进自由派的主张不谋而合。

但实际上，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相同，但出发点却截然不同。

青年英格兰要求改善下层阶级待遇不是出于社会公正和平等主义思想，而是出于传统贵族思想中的家长式作风，即贵族阶层有义务、更有责任改善治下人民的生活待遇，以建立起理想中稳定和谐的阶级制度。正因如此，尽管青年英格兰会在许多社会议题上与激进自由派进行联票行动，但两拨人实际上是和而不同，双方可不是什么同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

正如迪斯雷利先生在下院辩论时说的那样，他的观点是：“英国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国度，并将永远如此。”

迪斯雷利这样的发言自然会博得高等托利派的集体喝彩，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迪斯雷利没把后半部分的话说出来，那就是：“为了让阶级制度在英国千秋永固，所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放弃贵族精神的腐朽贵族必须被彻底清除。”

正因如此，虽然迪斯雷利嘴上说他早就把当年在海德公园演讲时的纲领忘了，但亚瑟从来不这么觉得。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迪斯雷利不是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而是学聪明了。

他的政治主张依然是：“作为保守派，我要保守宪法中的一切良善。作为激进派，我要革除其中所有弊病。我力求保全财产，尊重秩序。但财产所有权应伴随责任履行，因为这是确保社会得到良好治理的精髓所在。”

总而言之，迪斯雷利的主张一言蔽之，无外乎“克己复礼”。

众所周知，上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后来收了三千学生，还成为了万世师表。

虽然迪斯雷利在教学上并无专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许多贵族青年的精神领袖。

随着工业资本崛起，1832年议会改革通过，传统贵族的政治权威迅速被削弱，因此许多年轻贵族难免为自身的前途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