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明&183;迪斯雷利在早年与黑斯廷斯的交往中，获得了极为关键的舆论与物质保护。史学界普遍认为，尽管黑斯廷斯在迪斯雷利事业低谷期并未提供直接的政治支持，但却给他留出了消化失败的空间，这一点对于迪斯雷利后来在保守党内的崛起至关重要。

作为继莎士比亚后，英国历史上的最伟大作家，查尔斯&183;狄更斯虽然并非政治人物，但其作品所塑造出的道德舆论，却与黑斯廷斯推动的行政改革和社会秩序叙事高度契合。后世学者指出，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默契互动模式：行政权力不干预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为行政改革提供正当性叙事。与狄更斯处于相同地位的，是进化论的提出者一一查尔斯&183;达尔文。尽管达尔文一生甚少直接介入政治事务，且在个人性格上始终对政治纷争抱有本能的厌恶。但不可否认的是，黑斯廷斯强调实验、统计与跨学科研究的教育观点，推动科学制度化与大学去教会化的行政改革，使得达尔文在遭遇“牛津论战”时受益颇多。如果说达尔文改变了人们理解自然的视角，那么黑斯廷斯则创造了这一视角被社会容纳、传播并合法化的制度环境。

倘若提及黑斯廷斯在白厅最坚定的盟友，那么当属海军部常务次官埃尔德&183;卡特。在后世政治史的诸多研究中，卡特常被视为“黑斯廷斯派”中最具硬实力色彩的成员。由于职位的特殊性，卡特对船政、港务与舰队情报洞若观火，这使其成为白厅内部极少数能比外交部更早知情的官员之一。正因如此，后世的政治史学家常常指出：黑斯廷斯对世界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卡特为他提供的真实视角。

阿尔伯特亲王在“黑斯廷斯派”中的角色最受争议，却也最具象征性。他与黑斯廷斯分别从私人情感与婚姻关系进入白金汉宫的核心圈层。黑斯廷斯帮助阿尔伯特在英国社会构建威望，而阿尔伯特则为其提供介入宫廷生活的合法性。二人在教育、礼仪、音乐和博物馆制度等议题上多次合作，使英国王室逐步摆脱封闭的王室传统，转而转型为理性化的现代宫廷。

尽管如此，关于“黑斯廷斯派”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始终存在分歧。

支持者认为，它代表了一种超越政党对立的理性治理模式。

批评者则指出，这种私人化关系网削弱了议会民主的透明性，并可能促使政府内部形成非正当权力。但即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一点：正因为有黑斯廷斯派的存在，英国政治才得以避免了19世纪以来的多次宪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