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民族崛起的集体亢奋，还是个体在面对如此庞大叙事时，内心深处那一丝难以言喻的、对“人’本身的好奇与怅惘？”

“这或许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乎庆典，更关乎权力与美学的古老缠斗。那一刻，我的职业本能让我保持沉默地记录，而某种更为私人的东西，则让我选择了在震撼之后的、长久的静默。”

嗯？

看到这里，小刘已经敏锐地发现不对劲了。

在这段看似文艺、充满自我剖析的文字里，记者巧妙地避开了任何直接的正智评判。

她没有说路宽的作品是宣传，也没有说集体主义不好，而是通过强调自己作为“个体”面对“宏大”时产生的“疏离感”与“孤独”，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典型的公智式立场：

对高度组织化、集体化的美学形态保持一种审慎的心理距离，并隐隐将其与个体性的消弭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以艺术感受和个人体验为掩护的、更为高级和隐蔽的价值评判。

换句话说，她用文学的纱幔，包裹了意识形态的棱角。

放在以往，刘伊妃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

但无论这些年栽在老公手上的钏子、朱大珂，还有见势不对缩头好几年的李教授，亦或楠方苹果等媒体的絮叨，不都是这种论调吗？

她简直看得有些习惯性地恶心了。

这帮人好像永远在先天下之忧而忧，永远用一种悲悯、孤独的思想者姿态，居高临下地审视任何集体性的成功与情感，并将其本质归结为丧失自我。

只不过这位突然冒头的女记者把它包裹得更精致、更文艺，也更隐蔽。

这会儿窝在沙发上的女演员心里陡然一惊，她这才意识到，在这种举国关注雾霾的时间节点，这位她初看时还有些同情的年轻妈妈，提到自己一家绝非偶然。

刘伊妃这会儿像个侦探找到了关键拚图，等到她再点开并仔细看完柴记者2010年采访丁院士的《面对面》节目记录时，方才所有的猜疑与不解，都在那一刻连点成线，几乎可以笃定了。

屏幕内外，女记者的立场在她眼中暴露无遗，远比书中那些矫揉造作的女文青来得直接而尖锐。房间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刘伊妃不用看就知道谁回来了，“滴答”的刷卡声过后，男子推门而入。小刘擡头：“怎么样？情况还好吧？”

“好啊，怎么不好，就是酒店外面还有一堆抗议的英国佬，想在这种时候给奥斯卡民意压力呢。”路宽在沙发上坐下，老婆习惯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