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土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而是这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土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土所及”，这和保守士大夫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土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保守派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留学生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创始者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国家，学好中文是必须的。但朝廷所不满的，是留学生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9079年，一位留学监督招留学生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土所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留学生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就连最为开明的广东士绅也无法原谅留学生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的背叛。渐渐的，大家知道了洋务改革所需要的是什么：

“中土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中土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朝廷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留学生们在美国，却正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人类；中土士大夫们戴着传统********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人类。

终于，朝廷中止了这种自费留学的计划，并要求留学生撤回国内。

留学生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多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