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乾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绍泉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乾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乾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对乾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乾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乾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乾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乾国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乾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乾国的好感和在乾商务权利的扩大。

在英国首相迪斯累利被国会弹劾辞职之后，外交大臣德比等内阁成员也相继辞职。格莱斯顿当选为新一届的英国首相，而格莱斯顿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正式宣布免去威妥玛驻乾国公使一职，改为驻乾参赞傅雷斯接替。

和威妥玛一同被免职的。还有英国远东舰队（即“乾国舰队”）司令瑞德尔。

在被免职之后，威妥玛并不甘心，接连致电英国政府，强调和乾国交涉通商增开口岸的重要性，并要求英国政府坚决反对林义哲的介入。但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已经失去了兴趣。只想着尽快结束因马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