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逸青，正色说道，“瀚鹏是要做下大事业的人，凡利国利民之举，若有需要老朽帮忙的，尽管吩咐。老朽愿象助令兄一般，助瀚鹏成功。”

听到身为晋商之首的乔郅墉坦言相助，林逸青心中感动不已。

“乔公放心，林某定当不负乔公厚望！”

已经对乾国的历史非常熟悉的林逸青明白。那些象乔郅墉这样的急公好义的晋商首领，才是这个古老帝国真正的精英！

晋商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在眀乾时期，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中，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自由灵动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

晋商兴盛达5个多世纪。早在上古时期，山西境内的产品交换已经兴起。在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业的繁荣，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为中原地区商业之枢纽。之后山西商业拓展到内蒙古、东北辽东一带。瑭梥邧时期，山西商人不仅携资竞争于全国市场，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欧洲。在眀代，因蒙古族不断侵扰，北部驻兵增加，粮饷缺乏，便实行“开中法”，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的办法，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与安徽的“徽帮”展开竞争。“晋商”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到眀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中土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

同时，晋商利用眀末实行汇票的机会，率先建立起“票号”，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在乾代达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有总号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每年获利达500万两。在乾显凤、彤郅年间，则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光旭三年，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得以持久、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管理严密、法规完善，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消费者、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