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银行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作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菲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上个世纪初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上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本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

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这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英国政府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英国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英国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伦敦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