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乾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就在今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目前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原来有些反对者现在已经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船等等进行的。而有识之士则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