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筠仙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筠仙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筠仙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乾无此臣子也”。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筠仙已不是大乾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何金寿之参，是守旧顽固派射向郭筠仙的又一支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筠仙，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没想到被何金寿如此参劾，而如此恶毒攻击之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筠仙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土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绍泉对郭筠仙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筠仙出洋后，李绍泉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筠仙的信中，李绍泉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星使《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绍泉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筠仙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绍泉并为郭筠仙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李绍泉的强力支持下，加上主持总理衙门的敬亲王宜欣和军机大臣文博川的保护，郭筠仙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了“温旨慰问”，以及“滇案交涉可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一书也没有遭到毁禁的命运，可以说因祸得福了。

尽管被朝野上下的守旧顽固份子们骂得狗血淋头，但让郭筠仙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