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说，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