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皇帝下旨发兵南京，镇暴营出动的时候，整个京师变得极度安静，对于此事，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倒不是说意外，意外陛下会出兵，连一些不是很赞同万历维新的顽固守旧派都有些奇怪，这都是二十四年了，陛下怎么才动手啊？！

万历初年，大明的三个心腹大患其实是有四个。

第一个是辽东，辽东有向藩镇化滑落的趋势，如何代价更小的解决，就是当初的难题；

第二个心腹大患是北虏，俺答汗虽然打不动了，但北虏还是在肆虐；

第三个倭患，万历二年，倭寇还在广州电白港一带逞凶。

明面上的隐患有三个，实际上有第四个，那就是南京。

而且这个问题，还容不得任何的公开讨论，因为这是大明二百年国祚，从国初留下的历史包袱，里面的因果很大，虽然皇帝把南衙拆了，可是南衙只要还是两京之一，类似的事情就会反复上演。这个问题里面的情况十分的复杂，这两百年，对于南京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大明自始至终都面对北方的军事威胁，北衙有南迁的可能，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南京就一直是京师。

这事儿只能皇帝自己动手去解决。

沈鲤其实比较反对南京降级，这可是祖宗成法，但他还是去了。

万历九年，俘虏了俺答汗开始王化绥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解决南京问题的时候到了，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虽然出了万历五大案的第五案选贡案，但陛下也就是把南衙拆分，而没有取消南京的地位。万历之前不论，万历维新之后，南衙干了几件事，反对考成法、反对清丈、反对天下财税归并朝廷、选贡案意图彻底控制科举这一个国朝选士的制度，可以说事事都在跟朝廷对着干。

而且，几乎所有大明人都清楚的知道，南京其实就是后元反贼的老巢。

后元反贼这个概念，自从陈准提出后，被广泛引用，甚至连致仕的大司徒张学颜都频繁引用，简单四个字，精准的定义了一些群体。

很多很多关于洪武、永乐年间的谣言，都是从南京流传出来的。

最经典的就是方孝孺诛十族，根本没有的事儿，明明方孝孺的后人被朝廷两次赦免，并且准许其回老家了，但是南京的官吏，就是炮制出了这么一个案子来，瓦解大明的合法性。

这都明面上的事儿，但没人能讨论，因为南京是大明真正的龙兴之地。

需要皇帝拿出决断来，而坐在龙椅上的皇帝，从来不缺乏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