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的机会。大夏军充分利用地形,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夜晚袭营,白天冷枪,破坏水源,伏击粮队……将他在中原与流寇、清军周旋时磨练出的游击战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暹罗军虽然人数占优,却如同巨拳打跳蚤,处处受制,疲于奔命,推进缓慢如蜗牛。
更重要的是,南方的气候和疫病,开始无差别地攻击交战双方。
九月,雨季达到高峰。湿热的环境下,疟疾、登革热、痢疾在军营中肆虐。
大夏军虽有准备,但随军药材在金鸡纳霜耗尽后,效果有限。
李定国军中非战斗减员每日增加,许多士兵高烧不退,浑身乏力,战斗力急剧下降。
暹罗军同样损失惨重,他们虽更适应当地气候,但卫生条件更差,疫病传播更快。
战争,变成了意志与后勤的比拼。
升龙府方面,吴三畏与陈元亮的工作同样艰巨。
推行《南疆新治方略》遇到了预料之中的阻力,没收土地触动了原安南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
强制入学、改易发服(要求男子剪发,改穿大夏式样服饰)更是激起了普遍的文化抵触。
零星的反抗和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吴三畏采取了铁血手段。
凡有袭击大夏官吏、士兵、移民者,涉案村寨整村连坐,首犯凌迟,从犯斩首,家属发配矿场。
凡抗拒入学、藏匿孩童者,罚没家产,强制劳役,短短两月,各地刑场血迹未干,人头滚滚落地。
高压之下,表面上的反抗被迅速镇压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深埋地下。
安南百姓变得沉默,眼神中充满了压抑的敌意与恐惧。
与此同时,从广西、广东、云南迁移来的第一批移民,约五万户,二十余万人,陆续抵达红河平原。
他们被安置在没收的土地上,分配农具、种子,建立新的村落。
这些移民大多是大夏境内的无妻男性农民,他们被安排在当地通婚,成为大夏在安南统治最坚定的基层支持者。
大夏官话开始在田间地头响起,虽然生硬,却是一种全新的开始。
陈元亮主导的官学、社学也艰难地开办起来。
教材是统一从国内运来的,学生最初多是移民子弟和少数被强迫送来的安南贫家孩童,安南士绅阶层普遍抵制。
陈元亮也不强迫,只是颁布法令:非官学、社学出身者,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