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暂借”，将“保命”抬到了最高处。

“话虽如此，可这‘些许’是多少？又如何摊派？” ，定国公徐允祯皱紧了眉头，“各家情况不同，田亩、商铺多寡不一，若按户均摊，恐有失公允啊！” 。

他名下商铺众多，自然不愿按田亩算。

“是啊，是啊！”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不如让地方上也分担一些？”

一时间，密室内你一言我一语，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要不要出钱”，而是“谁该多出，谁可少出”，以及如何将绝大部分负担转嫁出去。

每个人都像是护食的野兽，紧紧捂着自己的钱袋，拼命想将爪子伸向别人的领地，或者更好——伸向那些无力反抗的底层。

经过整整一夜面红耳赤的拉扯、权衡、妥协，一个看似“公允”，实则残酷至极的方案终于出炉。

核心只有两条：

其一，以“协剿伪夏，保卫乡梓”为名，向所有仍在大明控制区内的府、州、县，加征一笔前所未有的“平夏助饷”。

这笔钱粮，将主要由各地的士绅、地主、富户承担，美其名曰“保家卫产”，实则将他们绑上战车，逼迫他们为权贵们的战略买单。

理由冠冕堂皇：若大夏打来，你们的家业同样不保，此刻不出钱，更待何时？

其二，以此“助饷”为根基，由兵部牵头，勋贵监督，编练五万“新军”。

名义上是为了增援前线，或于必要时拱卫京畿，抵抗大夏。

但实际上，这支军队的核心任务，是确保在局势不可控时，能护着他们这些顶层权贵以及最重要的家当，安全地转移。

政令一出，如同在早已千疮百孔的北中国大地上，投下了一颗巨石。

各级官府闻风而动，但他们不敢，也无力去触动那些与朝中大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真正巨富。

于是，所有的压力，如同山洪倾泻，尽数涌向了那些中小地主、自耕农以及城镇小商户。

如虎似狼的衙役胥吏，手持加盖了朱红大印的公文，开始了比以往任何一次加征都更为酷烈的催逼。

他们不再是“催科”，而是“抄家”。

“王老爷，您这三百亩地，按新章需纳‘平夏饷’银五百两！”

“李掌柜，您这铺子生意兴隆，助饷八百两，三日交齐！”

“张家小子，你家还有三头牛，折算饷银十五两！”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