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

这话并非虚言。按“三百比一”计算，大夏官吏总数将达三十余万，仅这部分人每年消耗的钱粮折算成银元，就高达两千万之巨。

再加上几十万军队的军饷、军械开支，国库压力肯定沉重，如果无序扩张，很可能就会和后世的政府一样年年赤字。

这两千万银元中，官吏俸禄占比五成，其余则是各类福利——大夏的官吏福利远比前朝优厚，秦思源绝非朱元璋那般“既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君主。

遥想大明，朱元璋定下极低的官俸，除了少数家底丰厚的官员，多数低级官员过得捉襟见肘：七品县令年俸仅四十五石米，折算成现银寥寥无几，连养家糊口都难，更别还有官场往来的陋习。

反观大夏，只要是在编官吏，哪怕是最基层的小吏，也能凭俸禄和福利过上安稳的小康生活。

不过，福利优渥的同时，管束也极为严苛，政绩考核、贪腐惩处皆有铁律，正是“既让马儿跑，也给马儿吃夜宵”，权责与待遇对等。

苏明哲默算了一番，心中权衡利弊：三十余万官吏虽看似紧张，但大王考量的是财政可持续性，且福利与管束并重，能避免官吏因生计窘迫而滋生贪腐。

他随即点头应道：“臣明白了，那就按大王的意思来办”。

大夏如今的官吏体系仍有不少空缺，毕竟刚收复南方诸省，地方治理急需人手，而合格官吏的培养又非一日之功。

按苏明哲最初的设想，要支撑起大夏的行政运转，起码需要五十万官吏——这并非他夸大其词，只因大夏与大明的官吏体系，早已是云泥之别。

大明表面上只有几万在编官员，看似精简，实则藏着巨大的隐患：每个官员背后，都养着数量庞大的幕僚、帮闲、白役，这些人虽非朝廷在编，却把持着地方政务的实际运作，总数加起来足有上百万。

朝廷不给这些人发俸禄，可他们依托官员的权势，借着“惯例”“规矩”之名，肆意盘剥百姓：征收赋税时多加“火耗”，审理案件时索要“常例钱”，管理市集时收取“管理费”，层层压榨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即便皇帝知晓其中弊病，也因牵扯太多利益纠葛，根本无力根治，只能任由这颗毒瘤侵蚀王朝根基。

大夏则彻底打破了这一沉疴，官员身边没有私人幕僚，也无闲散帮闲，仅有少量由朝廷统一配备的文书、车马等公职人员，所有行政开支皆由国库统一拨付，人员权责清晰，经费使用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