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前任温体仁，因为在任期间出现多次重大失误而提前告老还乡，比在历史上提前了两年。

仅仅从这令人眼花缭乱、如走马灯般的首辅更迭频率，便足以窥见崇祯一朝庙堂之上的混乱不堪。

更深刻折射出御座之上那位年轻君主的致命缺陷——多疑善变、刚愎自用而又识人不明、缺乏定国之策。

讽刺的是，周延儒这第二次首辅生涯的开端，却意外地“顺遂”了不少。

原因无他，自他上任后不久，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注意力便发生了奇异的转移。

他不再像以往那般事无巨细地插手朝政、动辄申斥，反而将自己深锁宫闱，近乎痴迷地钻研起那个如芒在背的强邻——夏国的一切。

从夏国的律法条文、田亩制度，到工坊运作、税赋征收，都成了他案头常客。

皇帝对朝堂的“放手”，竟成了朝政运转的“润滑剂”。

没了天子那令人窒息、朝令夕改的“英明指导”，六部运转反而少了许多掣肘。

甚至前线也传来“捷报”：鞑子犯边再次被击退，且此次损失相较于前几次，竟意外地小了许多。

这微妙的“改善”，仿佛一个辛辣的注脚，无声地嘲弄着皇帝以往事必躬亲却每每添乱的“勤政”。

若将历史的视角拉长，置于明末那大厦将倾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审视，崇祯皇帝朱由检对于大明帝国的最终覆灭，实难辞其咎。

他并非缺乏励精图治的意愿，相反，他宵衣旰食，自诩勤勉。

然而，其性格中的猜忌、急躁、缺乏战略眼光和容人之量，以及那近乎偏执的、对权力细节的无效掌控，如同致命的毒药，一次次摧毁了本就脆弱不堪的朝局平衡。

他频繁撤换阁臣，自毁长城，苛责边将，在剿抚流寇的战略上更是摇摆不定。

这些致命的失误，极大地加速了帝国崩溃的进程。

可以说，若无崇祯登基后这十七年来的“胡搞瞎搞”，也就是对能臣干将的摧残、对战略时机的贻误、对财政民力的竭泽而渔。

否则以大明深厚的根基，即使内忧外患深重，也未必不能如南宋故事，退守江南，划江而治，延续国祚数十载。

最不济，也能争取到更体面的转圜之机，而非在甲申年以北京城破、君王死社稷的惨烈方式骤然落幕。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的评价中，崇祯皇帝却并未与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昏聩亡国之君，如秦二世、隋炀帝、宋徽宗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