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前些日子倒是提过，镇上那家新开的纺纱厂在招工，问要不要去试试。

李老根当时就瞪了眼：“去那地方作甚？一天到晚关在屋里，听着那吓人的机器响，吸一肚子棉絮！”。

“哪有在自家田里自在？工钱？咱家缺那三瓜两枣吗？好好把地种好，把猪喂肥，比啥都强！”。

像李老根家这样的情形，在大夏许多乡村，尤其是土地相对平均、水利设施完善、又靠近经济活跃区域的乡村，并非个例。

大夏立国后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和轻徭薄赋政策，使得大量农民保有了足以温饱甚至小康的土地。

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皇室主导的农技改良，如选种、轮作、简单肥料使用等，进一步提高了土地产出和抗灾能力。

而内务府通过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对主要农产品进行“保护性收购”，设定价格下限，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确保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

餐桌上的肉蛋奶鱼，已从难得的奢侈变成了日常的营养补充。

根据户部与皇家科学院联合进行的几次民间抽样调查，大夏核心农业区普通农户人均年肉食，包括猪、羊、鸡、鸭、鱼等消耗量确实达到了二十五至三十五斤，蛋类数量更多。

这不仅意味着蛋白质摄入的显着改善，更象征着普通百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剩余”和选择空间。

当一个人在家乡拥有足以养活全家、还能有所结余的土地，房前屋后就有副业增收，生活宁静安稳时。

他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走进那噪音震耳、空气污浊、纪律严苛的工厂，去从事单调重复、甚至可能危险的工作呢？

除非，工厂能提供远超农业收入的、足以产生巨大诱惑的报酬。

然而，此时的工厂主们，大多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

投资厂房、机器已经耗费巨资，原材料采购、市场开拓处处需要钱。

他们固然想扩大生产，但也本能地试图压榨成本。

面对农民们“挑剔”的择业眼光，他们既难以承受将工资提高到极具吸引力的程度（那会极大压缩利润），也缺乏其他有效的招募手段。

另一个持续抽走青壮劳力的巨大漏斗，是帝国持之以恒的“移民实边”政策。

东北的辽北、黑水，西北的河西、安西，西南的云贵高原，乃至海外的樱花岛、吕宋、婆罗洲新开辟的种植园和矿场。

都在以各种优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