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而蜀汉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导致官民混乱君臣无道，紊乱了“纲纪”。他说“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叙，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专权自态，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态势。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不同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因此，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蜀科》。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诸葛亮善于治军，陈寿在《三国志》中就曾提到，诸葛亮“治戎为长”。诸葛亮也曾在《论荐刘巴》一文中亲言：“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可见，诸葛亮治军有方。

在边疆治理上，诸葛亮重新划分行政区，增加郡的数量、大力推进郡县制，并通过将地方态度恶劣的豪强迁往成都的策略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

同时，他还笼络当地各民族首领以及大姓氏族，许以特权协助蜀汉政权统治蜀地南部地区。他推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官吏交流制度，增强蜀汉政权对南部地区的管理。

除此之外，诸葛亮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先进的汉族农业技术，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并允许汉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另外，诸葛亮不仅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信仰，也利用当地人信奉鬼神的风俗，宣扬封建君臣关系，强化蜀汉政权的正统性。

喜欢济公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