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可能有精神病史”、“情绪不稳定、易怒”、“在调查中行为过激，差点惹出大麻烦”……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次外出采访。

当她向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出示记者证并自我介绍时，对方听到她的名字眉头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转头对陪同她前来的另一位资深记者说：“张记者，要不……还是您来问吧？我这边有些情况，可能不太方便……”

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她才是主访记者！

那位资深记者有些尴尬地看了黎南烛一眼，打了个哈哈圆场过去，但采访的气氛已经变了。

采访对象明显更愿意和张记者交流，对她则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距离，回答问题也敷衍了许多。

回来的路上，张记者拍了拍她的肩膀，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但黎南烛懂了。

她的名字，连同那些不知从何而起、却已悄然扩散的谣言，已经成了某种“污名”。

人们听到她的名字，首先联想到的不是她的作品或能力，而是“麻烦”、“不稳定”、“可能有问题”。

这比明目张胆的歧视更可怕。

它无形，却无处不在。

它摧毁的不是她的工作能力，而是她作为“黎南烛”这个人，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最基本的可信度和可合作性。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精神可能有问题的记者写出的报道。

没有人会愿意和一个性格怪异偏执的同事深入合作。

很快，社里其他需要外联、接触敏感对象的采访任务，领导在分配时，开始有意无意地将她排除在外。

她经手的稿件，审核变得格外严格，常常被挑出一些微不足道、甚至吹毛求疵的问题打回重写。

一些原本可以独立完成的小报道，也开始被要求与人合作，而合作的同事往往态度敷衍，或者干脆将工作推给她，只挂个名。

能力？在出身、背景的缺失面前，在精心编织的谣言和无形排挤面前，她那点靠拼命换来的能力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它无法保护她免受侵害，无法帮她找回丢失的资料，更无法驱散那些如影随形的恶意目光和逐渐将她隔离的冰冷空气。

黎南烛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寒冷，仿佛被一层透明的东西与这个世界彻底隔开。

她终于明白了。

那五年的相对顺遂，不是磨难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