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说；田国富是想借约谈常委来彰显纪委的权威，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留退路；祁同伟的目的最难猜，有可能是因为李达康已经投入自己阵营，同是经济干才，同性相斥；吴春林则是随波逐流，风往哪吹，他就往哪倒。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

出了这一揽子事情，万一李达康将来真出了问题，他们如何向上级交代，才是最要紧的。

他们需要一颗定心丸，也需要一块挡箭牌。

定心丸是：纪委查了李达康，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以后也不出事最好；挡箭牌是：我们确实查过，只是李达康太狡猾，没查出来。

那样的话，顶多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或者说是方法论的失败，而不是价值观的错误。

追责也只会追到纪委，不会牵连到在座这几位。

至于会不会追到沙瑞金，就要看他有没有插手干预这个调查了。

田国富其实有些不情愿接这个烫手山芋，但他也清楚，沙瑞金绝不会把调查权交给高育良主管的政法委系统。

索性主动揽过来，还能借机提升纪委的权威。

看到启动对李达康的调查已是众望所归，沙瑞金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语气不温不火：“那好，查一下也好。国富同志，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务必调查清楚。如果李达康是干净的，也还他一个清白。”

此时如果他再拒绝，将来李达康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就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了。

田国富站起身，微微鞠躬：“好的，沙书记，我一定认真办。”

“还有其他问题吗？”沙瑞金问。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春林同志。”祁同伟转向吴春林，语气随和。

吴春林转过头：“祁省长，您说。”

“之前沙书记为了保护李达康不成为裸官，批准了他和欧阳菁的离婚手续。”祁同伟语气不紧不慢，一字一顿，“现在欧阳菁已经被逮捕，李达康只有一个女儿，还在国外定居。这种情况，他算不算裸官呢？”

所谓“裸官”，在党纪法规中虽无明确定义，但在实践中通常指配偶已移居国外，或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李达康的情况，打了一个擦边球。当初他之所以要专门向沙瑞金汇报并取得许可，就是以投诚的代价，请沙瑞金为这种模棱两可的处境做背书。

而现在，女儿在国外，欧阳菁又被逮捕，又是另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