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