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这与蒙古国时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处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元行省官的便宜行事问题。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行事”的记载。如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江陵，持有“承制授三品以下官”的特诏；仁宗朝，康里脱脱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自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然而，迄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正如许有壬所云：“世皇宏规远模，立中书省总于中，分省厘于外。行省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许有壬从顺帝元统二年到至正三年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左丞长达八年，对元朝制度应该说是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遵成宪以治所属”及“报可而后行”，显然与“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许氏任宰执时朝廷对行省的职权规定。换言之，迄许有壬担任宰执的顺帝朝前期，大多数行省官并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宪以治所属”，“中书报可而后行”。

至正十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元统治者不得不对行省官的权力作出重要的调整。王袆《送申巡检之官序》臼：“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行中书省以镇外服，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盖今行中书，其位尊任重，视古方岳”。据此，“禀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乃是至正十一年后为镇压红巾军起义的非常之制。当时，拥有便宜行事权的行省长官，可以“承制”自行委任行省参知政事、都转运使等三品以上要职。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权重之弊，很可能是针对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拥有的便宜行事权而言的。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以后获得便宜行事之权的行省官有：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邻直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四川行省平章玉枢虎儿吐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江西行省平章火你赤等。于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世祖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左丞崔斌因专擅被诛的情形。这与顺帝至正十一年后的行省官“便宜行事”，恰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洞察“禀命而行”的常制与“便宜行事”的非常之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