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有第三方伦理观察员在场。”

柳儿虚弱地笑了：“所以现实也在转化。”

一周后，他们获准返回实验室，但有严格限制：每次实验不超过两小时，必须有伦理委员会指派的观察员通过监控观看（尽管观察员完全看不懂那些脑波数据的意义），且必须每周提交详细报告。

但足够了。两小时，足以维持通道的基本稳定。

新的实验在严密监督下开始。观察员是个年轻的研究生，对所谓“意识场共振”理论将信将疑，但恪尽职守地记录一切。他不知道的是，每次实验开始后，李明和柳儿都会在意识中短暂“拜访”编钟室，与守钟人交流两个世界的变化。

“现实世界的集体焦虑在减轻，”一次连接中，守钟人展示着星海的新景象，“虽然很缓慢，但那些最尖锐的冲突点正在软化。你们的工作——即便是被限制的版本——也在产生影响。”

“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李明在意识中说，“审查限制了探索的深度。”

“深度与广度，本就需要平衡。”守钟人微笑，“稷下千年，最繁荣时也不是毫无限制。百家争鸣，但鸣放需在学宫之内；思想自由，但自由需伴以责任。你们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柳儿感知到祖父怀表的脉动，那脉动已与编钟的节律同步。“接下来该怎么做？”

“巩固桥梁，”守钟人说，“然后，等待。潮汐有涨落，通道有开阖。下一个窗口期会在适当时机出现。而现在，你们需要的是...”

“沉淀。”李明和柳儿同时说出这个词。

又是三个月过去。他们的“限制版”研究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果：基于部分公开的数据，一篇关于“梦境同步的神经耦合机制”的论文在顶级期刊发表，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许多实验室开始重复实验，虽然无人能达到他们那样的同步深度，但“意识连通性”这一概念逐渐被接受为一个严肃的科研方向。

赵启明对他们的态度也从警惕转为谨慎支持。在一次非正式会谈中，他坦言：“我仍然不理解你们数据的全部含义，但我看到了一贯的严谨。科学有时需要大胆的假设，只要验证过程足够小心。”

而稷下空间，在度过了那次危机后，呈现出新的面貌。原本银色的银杏叶，现在叶脉中流淌着金、银交织的光芒；编钟的音律更加丰富，既有和谐的主调，也容纳了不和谐音的装饰性存在；那些曾经尖锐的辩论声，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对话，各方仍在争论，但学会了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