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书院山长与知名学者，在收到《论道录》后，或撰文驳斥，或公开讲学，或表示支持或深入探讨。

一时间，求教、论辩、乃至表达钦慕、愿附骥尾的书信，如雪片般飞向杭州提学衙门。

市井说书人则将「杜学台西湖战四儒」添油加醋，编排话本，与「朱夫子鹅湖会二陆」相提并论，誉为「前有鹅湖辩理分朱陆，今有西湖论道启新章」，皆谓开一代风气之先河。

一位致仕的翰林院老编修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叹：「昔年鹅湖之会，朱陆辩驳经义，理学、心学由此分野。今观西湖一会，杜华州倡躬行」破空谈」，立求是」斥虚文」，其旨虽异，其撼动士林根基、导引学风转向之功，实不遑多让！此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肇端于此矣！」

浙江巡抚张元州在给朝廷的密奏中亦写道：「——杜延霖西湖论道，力挫名宿，其躬行天下为公」之说风行江南，寒门士子翕然景从。彼所创求是大学」，规制宏阔，迥异旧学，分科授业，重实务而兼义理。此局若成，非仅浙江文教之新章，实乃我朝取士育才之道一大变革，其影响之深远，恐不下于前宋鹅湖之会——伏乞圣衷明察。」

然而，更深重的阻力，则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科举体系。

杜延霖倡导的「实学」，其价值在现行的八股取士制度下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

许多士子心中仍有疑虑：耗费精力学习农政、水利、算学，若不能直接转化为科举功名，岂非舍近求远？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依赖，使得「求是大学」的吸引力，在不少人心底终究打了折扣。

但不管如何，经此一役，杜延霖与他的求是大学，已在江南士林声名鹊起，如日初升。

转眼已是嘉靖三十六年秋，杭州西湖宝石山麓下昔日荒芜的旧园，如今已初具气象。

虽无雕梁画栋，但亭台楼阁经修葺后焕然一新，白墙黛瓦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依山势错落铺展。

山涧引活水成溪，淙淙流淌，汇入山脚新凿的半月形池塘。

工地上匠人穿梭，伐木凿石之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木料与泥土的气息。

这便是初生的「求是大学」。

除了部分校舍尚在营建，其余建筑均已大功告成。

杜延霖将几处修缮完毕、通风良好的轩敞厅堂辟为临时讲习所，并亲自题写了「格物堂」、「致知堂」、「躬行堂」三块匾额，高悬于门楣之上。

求是大学初步建